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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篇二: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一九四四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甲申年。是年春天,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下了这篇为后世所传诵的史学佳作《甲申三百年祭》。时值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激烈较量,郭老的这篇万余字的作品无疑在纷争的年代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口诛笔伐,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加赞誉,一篇史论史无前例的带来了政坛的震荡。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前人的论断已无需评判。近日拜读了老校长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跟随郭老追寻了明朝灭亡的轨迹,探究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发迹与败亡,我从字里行间感悟到的是对“责任”的阐释。

(一)明亡:爱民之责的缺失

从屡击倭寇到征服高丽,从郑和七下西洋到解缙修编永乐大典,一系列史实无疑在向世人昭示着大明王朝的强大富庶。就是这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也难逃历史的轮回。

明王朝从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开国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统治,内忧外患都发展到了极点。到了甲申年,形势已极为严峻。一方面满清的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广大土地,虽然山海关有明军扼守,一时攻不下来,但清兵绕到察哈尔,侵入了长城以内,已曾屡次窜扰到北京附近。另一方面,由于各地饱受饥荒的农民汇集而成的起义部队已经声势浩大,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经由湖南湖北进入了四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则由河南破潼关而占领了西安,并以之为根据地,制定了行军规则,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了。到了这般田地,就算是唐宗宋祖在世也无法让偌大的一个王朝起死回生了,也难怪朱由检同学急的只想自我了断。

很多人都会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为明末政治的腐朽不堪,这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宦官当道,锦衣卫横行,难道还会有人夸它的政治清明吗?不过简单的一句政治腐朽似乎忽略了太多的人为的因素。从形态意识层面来讲,明朝走向灭亡不能不说是爱民之责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恶果。

从臣子的角度讲,位居人臣,上当直言敢谏,对皇帝负责;下应体恤百姓,对广大平民负责。可看看明末的那帮臣子都干了些什么勾当。首先是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和奉圣夫人客氏,这两个人在明末可是曾经权倾朝野的角色。客氏与魏忠贤“私为夫妇”,利用皇帝不理政务之便,把持宫内大权,然后网罗亲信,结党营私,蒙蔽皇上,诬陷忠良,这就是他们对皇帝所负之责;利用东厂大肆扰民,假公济私,甚至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书院,对民间疾苦则不闻不问,这就是他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有如此不知爱民之官,明焉能不亡?到了崇祯朝,“阉党”虽被铲除,然而身披官袍的那些人又为民谋了些什么福利呢?“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百姓衣食无着,甚至有“煮人肉以为食”的现象发生,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完全不顾百姓死活。有一位武生向崇祯提议搜刮臣宰助饷,可是却遭到了以钱士升为首的大臣的极力反对。群官不思为民请命,民焉能不反?明焉能不亡?

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一国之君岂能逃脱干系?昏庸如万历、天启者,就无需多说什么了。且谈一下颇具争议的崇祯皇帝。在历代改朝换代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却是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然而事实真的这样吗?我们只能说崇祯太擅长演戏了。他是最喜欢下《罪己诏》的皇帝,但总是申说爱民却口惠而实不至。他还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却不肯把国库里面的钱拿出来助饷赈灾,以至于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国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我们着实不能随意就把昏庸的帽子扣给朱由检,但是如此沽名钓誉、空谈爱民之心却不肯肩负爱民之责的皇帝又能比昏君好到哪里去呢?民心已失,悔之晚矣。

这样看来,明朝的灭亡其实就是自上而下一种责任的缺失。当统治者们忘记了自己肩头所扛负的造福万万百姓的责任时,这个统治阶级迟早是要垮掉的。

(二)李兴:匹夫之责的觉醒

农民出身的李自成最初也是以流民寇首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又与其他“流寇”首领们大有不同。李自成为人“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他很能礼贤下士,以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在闯王事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贤人能士前来归顺;他又能听取建议收揽民心,以致百姓传唱“迎闯王,不纳粮”,争相归附:同时他还以军纪严明著称。作为一个起于草泽的豪雄,李自成的思想觉悟或许没高到“为人民服务”的境界,但他造福百姓,为了让万万平民都能吃饱饭穿暖衣而推翻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的行动确实是那种匹夫之责的体现。郭老在文章里对李自成也多是褒奖之辞,大概是他老人家也看到了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责任感与使命感。

谈到李自成的起义成功,不能不提李岩。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老给李岩以很高的评价,对李岩的评述之多为全文之最。李岩素有“好施尚义”的性格,在他归附李自成之前,“多次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后来,李岩被逼上了梁山,郭老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郭老之所以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李岩归附李自成之后,极力帮助李自成严明军纪、整顿作风,使原先散漫的农民队伍俨然成为令官兵闻风丧胆的纪律之师。他还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并深谙收揽民心之道,以致出现百姓热切盼望李自成军“剿兵安民”的怪异现象。或许这些事情不是李岩一个人完成的,但是至少他在这些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后来攻克北京之后,当众多将领都沉浸于胜利后的淫乐之中时,也唯有李岩兄弟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告诫大家要以民为本、勿失民心。这样看来,李岩算是一个尽心尽责的人。他时刻以百姓的福利为自己的责任。也正是有了这些责任感觉醒了的有志之士,李自成才得以在众多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极大胜利。

(三)李亡:责任的迷失

就像一群探险者在一片不曾涉足的区域里沿着正确的方向即将走向终点站时突然停滞不

前,原地打转,转到最后竟迷失了方向一样,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而把曾经对百姓的承诺和责任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开始迷失。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住进了皇宫,开始享受皇帝的待遇。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则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更为可笑的是刘将军竟然把吴三桂的父亲绑了起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最后得到了陈圆圆,但逼反了吴三桂。最终的结果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山海关拱手让与满清八旗兵,并与之共同进攻根基未稳的大顺政权。李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更为可怕的是四十四天纸醉金迷的京城生活让百姓对大顺政权丧失了信心。民心已失,这注定李自成农民起义将以悲剧的结尾完成它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

倘若初进北京之时,李自成和各位将军能够牢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戒骄戒躁,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拉拢政策,清人断不会那么早便入了关,也就不会这么早就上演那悲剧性的一幕。归根结底,责任的迷失使得李自成农民起义注定将成为一场悲剧。

(四)反思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三百年前的甲申风云,我们应该明白,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每个人都不能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伟大领袖毛泽东拿这篇文章来告诫共产党人要戒骄戒躁,这是不忘对人民负责任的体现;江泽民从这篇文章里读出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教训,在党内实行反腐倡廉,这也是对人民负责任的体现。

当今国际形势云波诡谲,国内建设虽取得极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党时刻牢记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继续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我们个人则要时刻谨记匹夫之责,以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不做危害人民的事情,积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只要每个组织和个人都牢记自己的责任,我们中华民族必将永远繁荣昌盛!

【篇三: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作文】

前天晚上读完了15页的《甲申三百年祭》。

比较佩服郭沫若的史料考证功底,同样是对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从发加到最后的破败,切入口径非常小,但是始终觉得他的题目有些漠漠然过于宏大。三百年来,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到1944年为止,中间的大事件真的不少呢,比如两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然后是国民大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我刚说到对他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的确做到了严谨客观和实施求事,文中好几处他自己都承认由于史料和想干资料的匮乏短缺,对于某事他不能做出判断。相比那些信口胡诌的文人而言真的青春可爱了不少。

但是对于李自成,似乎作者的立场是以褒扬为主,很多次通过整顿军纪,和大家一起共商国事要情,并且从不沉迷酒色,等等显示出李自成这样一个农民领袖的英明气节,不断地擦去他的污点,我觉得有些爱屋及乌,甚至爱屋不见乌了,辩证法运用的不是很到位。

于是,也能看出来《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像李自成那样的视死如归,勇赴沙场,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质来鼓舞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赴国难。所以在文章中李自成就成了一个和士兵同吃同睡,酒色不近的苦行僧似的英雄领袖。

当然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间的一些生动的详细的描写,比如战争灾荒之后,甘肃陕西一代人们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及百姓对农民军的如痴如醉,夸大化的信仰。到底李自成如何能调动天下穷苦百姓,其实也是在为抗日战争做总结和感悟,全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胜的关键与法宝。

君舟民水,人们是一种力量,看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谁能发现并发动人民。

【篇四: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从去年岁末的“八项规定”到今年出台的反对“四风”,结合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难看出贯穿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如一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清正廉洁的执政作风,正在开启一代新风尚。

近日,又重读了一遍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郭沫若先生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此文,作为明朝灭亡第三百周年的纪念。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致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应有之义。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重温此文有着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分析明末历史巨变,在突出表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深刻地分析了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腐化堕落而迅速失败的原因。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自成的失败、明王朝的失败,归根到底在于失掉了民心。其民心所向时,明王朝“剿贼”的数十万甲兵土崩瓦解。而一旦脱离群众了,松弛军纪了,则民心大失、众叛亲离,最终造成了江山让于异族的巨大历史悲剧。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朝代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尚没有哪一个朝代真正跳出皇朝更替周期律。纵有明君贤臣,也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窠臼。盛衰之变在明君贤臣之后反复上演,这其中治乱兴衰的警示足够深刻:没有制度性的群众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良好的群众路线工作作风、方法,没有身体力行的群众路线工作机制,就会重蹈胜利时脱离群众的覆辙。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李自成们”的悲剧,应时时刻刻让今天各级党政干部惕厉奋发和警醒。

与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之流的私心膨胀相比,李岩在革命成功后能够摒弃私心、居安思危。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假使李自成能够从善如流,中国的历史就会从此改写。反观李岩,其个人悲剧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劣币驱除良币”的困境的现实写照。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随着大批党员逐渐担任了各级党政领导职务,手中掌握了调动人、财、物的权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的地位和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对密切联系群众重要性的意识逐渐淡化,“四风”滋生蔓延,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借市场经济改革浪潮行以权谋私之实。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领导干部一心为公,必然目光长远、大刀阔斧、无私无畏,始终保持清真廉洁本色,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奋发有为;倘若私心作祟,必然导致目光短浅、只顾私利、裹足不前,迅速腐化变质,成为贪官污吏之流。

弹指间,沧海桑田,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之变尚警钟长鸣:各级领导干部唯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篇五: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1944年的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这篇文章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趁着午间休息和晚上下班后的时间,读完了一遍,尝试着将读完后的感觉记录如下:

郭沫若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着名的一支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了如下两条原因:

1、用人不当,主要是对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的错误使用;

2、军纪废弛:部队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只知享乐,腐败蔓延。

郭沫若似乎不太愿意批评李自成,将李自成的失败责任,差不多全部归结于牛金星和刘宗敏两人。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李自成的威望和影响力,在用人方面适当,如果没有李自成的首肯,牛金星和刘宗敏断无法做到丞相、权将军这样的高位的。在军纪方面,李自成喜欢身先士卒,虽然能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但是作为一名最高统帅,如果过于乐于“身先士卒”而缺乏对于重要岗位人才的甄选、考察、使用,只能说李自成不是一名成功的统帅。

和李自成出身类似的刘邦“文才不如萧何,武功不如韩信,谋远不如张良”但是创立了汉朝,主要是还在选人、用人上比李自成成功太多倍所致。李自成,做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将还可以,做统帅似乎勉为其难,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篇六:《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今年少有的几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之一,就是多读了些书,由此长了些见识,并趁机好好反思和剖析了自己以往的行为举止。

幸好,书,都是好书;人,勉强还算好人。

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虽未成书,但也是历经“义理、考据、辞章”,尽可能地推断和还原了历史真相。逐字逐句地读完,一点一滴地凝结成肤浅的感想。

其一,先有乱世,然后有英雄。

明朝末年,朝廷内宦官当道、腐败不堪,边疆局势危机四伏、时常纷扰,又赶上连年天灾、田荒人废。明怀宗崇祯皇帝自知大势已去,拟定《罪已诏》云:“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随后是大段大段的自责和反省,说什么“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虽然剀切诚挚,可惜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各处“饥民”、“土寇”自然“不得不反”,揭竿而起,以求生存。

纵观华夏历史,各朝后期多有农民起义:先有陈胜、吴广,后有王仙芝、黄巢,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时至明末,则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二,英雄非一日炼成,无不历经苦难磨砺。

《甲申三百年祭》寥寥万字,信息量却大得很,除了说闯王攻下京城是靠得左膀右臂之外,还提到了他的磨难历程。他少年丧父、青年失业,又遭妻子背叛,还遇牢狱之灾;举事后常遭败绩,多次逃匿山中;最后若干次的入关作战也是起起伏伏间求的大难不死,才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若不是历经了磨难,几乎被置之死地,李自成又怎能崛地而起?若不是饱受过饥寒,甚至断了粮草,他哪里想得到用“均田免赋”笼络人心?

其三,天佑善人。

明史演义里介绍闯王时,多以“勤俭”、“仁爱”、“礼贤下士”美化他,而在提及张献忠时,却尽是一个莽夫的形象:“献忠指天诟詈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还说“献忠更屠戮人民,惨酷尤甚。男子无论老幼,一概开刀,甚且剥皮醢酱。所掠妇女,概令裸体供淫,且纵兵士轮奸,奸毕杀死。”最终虽然成了王,也落得个“中箭而死”的下场(据传闯王兵败后神秘消失,或许也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

孔子曾教育弟子“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君子应该“恩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在郭沫若先生的考据下,闯王的失败也是因为太过信赖手下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纵容他们入关后飞扬跋扈、贪图享乐,很快丢掉了信仰和危机感,不久便惨败而散;兵败逃离之时,李自成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于是,闯王也没成为真正的“善人”,未得“天佑”。

甲申前后,有王朝崩塌,也有英雄发迹;有礼崩乐坏,也有人心所向;有奸臣四散而逃,也有兄弟惺惺相惜。

可见,越是乱世,越会有英雄;越是乱世,越该及时思考,审时度势,重立规矩;越是乱世,也越是检验人、鼓舞人、团结人、引导人的好时候。

管他是什么年。

【篇七:读《甲申三百年祭》的几点感想】

又逢农历甲申,新正大月,闲赋在家,忽想起郭老60年前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于是信手翻来,仔细一阅,感想颇多,想写些东西,终未动笔。3月14日下午收看全国人代会记者招行会,在回答有关反腐败问题的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理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于是信笔写来,草就此文。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其文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悲剧的意义尤为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帝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不堪,加上旱灾、蝗灾等天灾,自然是加速了百姓造反、明朝灭亡的进程。据史料记载,连年灾害,使得人吃树皮、吃土块石头,到后来人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说到李自成的悲剧,郭老在文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中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李自成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其三,李自成捉到吴襄,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投降信,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就在牛金星、刘宗敏等昏昏然陶醉于胜利锣声中之时,李岩曾进谏4件事,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就有严肃军纪和招抚吴三桂父子这两项重要建议。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甲申时至今年,已经360年矣,世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永远值得借鉴。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最近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去年,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今年温总理又重提《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就腐化的错误。老老实实地向历史学习,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多些智谋,少走些弯路。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至少有以下5点启示。

1、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自满,昏昏然,纷纷然,头脑不清醒的错误。2、不要犯胜利了就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最后导致腐败,失败的错误。3、不要犯逆境时还听得进忠诚之言,逆耳之言,胜利了就自高自大,听不进逆耳忠言的错误。4、不要犯胜利了就认为大功告成,小成即满,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导致功亏一篑的错误。5、说到底步是不要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篇八: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近日闲来无聊,在网上读了一篇郭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坦白的说,对我这样一个并非文科出身,将来也无心向文的青年来说,读懂这篇文章已是不易。好在书后多有注解,囫囵吞枣下去也可以看出个端倪来。都说“以史为鉴”,透过这篇可以称为历史论文的祭文,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引以为戒的。

首先是李自成进京后迅速的腐败。当年在毛主席带着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之前,曾经极力向全党推荐郭老的这篇文章,而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全党能以李闯王为前车之鉴,能让新生的政权稳定下来。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郭沫若先生的另一层意思,即对李岩被杀的痛心疾首。这李岩是何许人也?简单一点说,和屈原是一个类型,都属于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按郭老的意思,要是李岩不被杀,大顺政权或许能就此扎下根来,至少不会败亡的如此让人不可思议。这里我无意贬低郭老先生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看法,只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悲的英雄。

按郭老的考证,这李岩是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看法和作为必定比刘宗敏一伙的“流寇”要高一个档次。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的真知灼见必定会得到大家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在闯王进京之前,李岩的地位一直是处于上升期的,可一旦颠覆了朱明王朝,他这种木秀于林的地位是很容易招来麻烦的。古往今来,庙堂江湖,这样的事天天在上演。俗话说“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某臣亡”,这也没什么值得唏嘘的。而可悲的是,他死的太早了些,李顺政权的统治者太过乐观了,以为进了北京城,面南背北一座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当皇帝了——其政治头脑之简单,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李岩跟这样一帮人共事,如果他不急流勇退的话,摆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顶多是或早或晚而已!

【篇九: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我这里所说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是不指郭老的一篇文章,而是由郭沫若纪念馆等三家单位合编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里面除了《甲申三百年祭》原文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政客和文化学者有针对性所写的赞成的、反对的、辩论的史学政论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写崇祯治理下的明朝。原本一个不应该是亡国之君的皇帝,但却有了亡国之相:兵燹、灾荒、人荒马乱,再加上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无能,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助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起考虑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XXX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04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知道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直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来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篇十: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初次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感兴趣是因为六十多年来我党一直将其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更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文献,我不禁好奇于郭老的一篇史论何以有如此魅力,这次得以细细品读,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甲申三百年祭》考查了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众起义,由胜到败、由盛到衰、由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史实,提出了“腐败”就会“变质”、“失败”的警语,这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防止腐败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才取得了一度的胜利,明朝政权也正是由于政治黑暗、官吏腐败,从而失掉民心导致明朝灭亡。李自成在率众起义之初,还是严格自律的,十分注重作风廉洁、纪律严明,自身“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接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占领西安时,他自己“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他纪律严明,军法如山,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可以说是严格的纪律之师。但是他们在夺取政权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继续保持这些好的作风和传统。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苛,在大家陶醉了的时候,刘宗敏“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牛金星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太平宰相的风度。由于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仅存续了113天。

纵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和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在新的形势下,我认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务必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党员干部要廉洁自律,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提升自身的修养,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面对诱惑,要多提醒自己,多向先进典型看齐,多以腐败分子自警。

二、忠于职守,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党员干部要牢记我党宗旨,服务人民,在工作中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强化责任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履行好岗位职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三、提高认识,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摆正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自觉接受组织的约束、纪律的约束和群众的约束,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善于通过监督,发现自身小的问题并及时修正,防止问题的扩大。

波涛滚滚,尽显长江风流。大海潮流之勇者,是我江水之洪流,时代潮流之善者,是我中国之俊杰。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已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始终坚持勤政思廉,示己自律,以古为鉴,警钟长鸣。

【篇九: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我这里所说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是不指郭老的一篇文章,而是由郭沫若纪念馆等三家单位合编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里面除了《甲申三百年祭》原文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政客和文化学者有针对性所写的赞成的、反对的、辩论的史学政论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写崇祯治理下的明朝。原本一个不应该是亡国之君的皇帝,但却有了亡国之相:兵燹、灾荒、人荒马乱,再加上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无能,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助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起考虑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XXX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04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知道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直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来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篇十: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初次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感兴趣是因为六十多年来我党一直将其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更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文献,我不禁好奇于郭老的一篇史论何以有如此魅力,这次得以细细品读,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甲申三百年祭》考查了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众起义,由胜到败、由盛到衰、由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史实,提出了“腐败”就会“变质”、“失败”的警语,这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防止腐败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才取得了一度的胜利,明朝政权也正是由于政治黑暗、官吏腐败,从而失掉民心导致明朝灭亡。李自成在率众起义之初,还是严格自律的,十分注重作风廉洁、纪律严明,自身“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接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占领西安时,他自己“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他纪律严明,军法如山,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可以说是严格的纪律之师。但是他们在夺取政权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继续保持这些好的作风和传统。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苛,在大家陶醉了的时候,刘宗敏“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牛金星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太平宰相的风度。由于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仅存续了113天。

纵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和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在新的形势下,我认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务必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党员干部要廉洁自律,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提升自身的修养,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面对诱惑,要多提醒自己,多向先进典型看齐,多以腐败分子自警。

二、忠于职守,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党员干部要牢记我党宗旨,服务人民,在工作中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强化责任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履行好岗位职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三、提高认识,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摆正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自觉接受组织的约束、纪律的约束和群众的约束,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善于通过监督,发现自身小的问题并及时修正,防止问题的扩大。

波涛滚滚,尽显长江风流。大海潮流之勇者,是我江水之洪流,时代潮流之善者,是我中国之俊杰。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已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始终坚持勤政思廉,示己自律,以古为鉴,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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